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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但我不知道若缺乏对人物内心生活的兴趣，如何能为他立传，内心世界才是我们大多数时间生活的地方。
——贝蒂娜·德罗
在写作过程中，一旦发现历史能唤起想象，我便充满好奇心地利用了自己的经历。例如，“大萧条”时期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决定为当时的作家阿尔格林写传记。大学毕业后，阿尔格林为寻找做新闻记者的工作，在西南部漫游，正如我二十出头时，适逢70年代，许多迷失的青年为寻找不甚明确的人生意义，徒步在各个城市旅行。我曾在大篷货车里露宿，有时住在森林中失修的旅舍里。描写阿尔格林在大萧条期的生活，我再次感受到在一个幅员广阔而人情冷漠的国家那种漂泊的感觉。这里文明的中心只靠高速公路联接，没有一个悠久的历史能为人指点方向。阿尔格林从“大萧条”期的衰颓认识到所有被灌输的有关美国的想法都是谎言，幸好，这些移情的情节出现在本书的早期部分，由此，我了解到如何以一个沉默的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于情境之中。
我阅读大量有关大萧条的背景材料，以至于差点儿陷在里面，但不久我就发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魅力。对于阿尔格林来说，漫长而令人伤感的30年代和40年代终于过去，这期间阿尔格林经历了5年失业，一次自杀未果，一次失败的婚姻，一部不错的小说，另一部还相当棒，以及在军队中度过的牢狱般的生活。阿尔格林终于进人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噢，夜晚，青春，巴黎，还有月亮广写这一部分时，我在致朋友的信中感慨万千。1947年后，阿尔格林在芝加哥的贫民窟找到了栖身之地，有充足的时间观察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创作出他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并与西蒙娜·德·波伏瓦陷人情网，到巴黎旅行，获得国家图书奖章。随着纳粹战败，这一切成为可能。然而这是一段短暂的时光，不久冷战的铁幕降下，将这一切击得粉碎。
在图书馆里，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调查研究工作，在俄亥俄州我花了数小时，仔细研读阿尔格林的文章，将许多下午消磨在档案馆不通风的书库里破烂的桌子前。除了重建甚至阿尔格林都可能记不清楚的某个时期，我忘却了一切。通过采访，我认识到在回忆二三十年前的事情时，一般人的记忆是多么不可靠。我喜欢读阿尔格林的信件，它们为那些具有重大心理价值的事件提供了简洁的参考。从那以后，有关阿尔格林的发现更有收获，虽然他身为记者，有时记记笔记，但从不写日记，除了一次在波伏瓦的鼓励下。他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面对世人所表现出的强硬面孔，他掩饰的是其内在不可思议的敏感和异常柔弱的自我。
正如我所表白过的，阿尔格林最初是作为大萧条的产物而吸引我的，现在我觉得将我拉近他的原因很有趣。我将他看作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维护弱者、争取社会正义的激进主义者。当然他是这样，但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假如说他首先是个诗人，那么同时他也是赌徒，容易陷人意气消沉，对恋爱关系具有破坏性。实际上，正是他那些让我震惊的事实，最终使我产生了兴趣，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题材。虽然我坚信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但我不知道若缺乏对人物内心生活的兴趣，如何能为他立传，内心世界才是我们大多数时间生活的地方。“不要将他偶像化，也不要神化，只是赋予他人性，这是创造性心理研究最艰巨的工作。不要用一大堆牵强的论据为他辩解，而应对此作出解释，这才是真正的使命。”斯蒂芬·茨威格这位在我看来本世纪最伟大的传记家这样说。
有时，我周围的一些人，通常是纽约大学里我的几位副手会感到奇怪：她是怎么接触到西蒙娜·德·波伏瓦或其他一些名人的？这其中真的没什么秘密可言。我只是写信，说明现在在做什么，希望能够采访对方，通常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那些人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见到。为了不使自己太紧张，我在心里鼓励自己：名人与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说，他们也可能犯错误。在巴黎，几乎所有我看到的有色人种都在清扫街道，但当身材娇小，头戴纱巾的西蒙娜·德·彼伏瓦，打开她那安静而洒满阳光的房间迎接我时，我立刻明白了在美国的英国教徒是什么样的了。她的居室四周摆满了旅行带回的纪念品，她回顾起那些已经形诸文字的事件，直到我开始追问那个在25年后还能激起她的怒火的人。我是事先知道这个人曾与阿尔格林恋爱过，而去采访她的，但有时，听到的却是一番否认所有证据的谈话。她似乎被我的录音机冒犯过。对这些人物的生活一瞥使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小小的教益。但真正给予我深刻印象的是有富有洞察力的纽约市前任警探着·费奈，还有罗赫尔·格罗宁，他是阿尔格林的朋友，我所认识的最博学的人之一。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其中三人至今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自然，我也遇到了性别歧视，主要来自于那些年龄大我一倍的男性，他们奇怪这个“小姑娘”（一位获普利策奖的作家在我30岁时这样描写我）怎么可能准确地刻画出一个硬汉的形象。还有一个美国作家（男性），就我对阿尔格林所持的每一个观点都提出质疑，直到我被激怒了，反击说，既然他已纠正了我说的每件事，我不知该如何答复。幸好，会谈到此为止。后来，同样是这位作家就我的书写了两篇态度宽容的评论，其中一篇甚至说我具有识别真伪、贤愚的慧眼，这真令我惊讶不已。虽然许多学院占着阿尔格林的材料长达10年甚至更久，却不愿与人分享，因为它们“计划将它派某种用场”，并给我设置了很苛刻的限制。幸好我与之联络寻求信息的多数人都非常慷慨地愿意抽出时间为我提供信件、图片和大事记。
因为阿尔格林曾在吸毒者、妓女、赌棍等不甚合法的人中生活过，井以他们为原形写了大量作品，所以我想采访一些下层民众。这样做难度很大，我试图接近一个军人，他是阿尔格林的小说《一头金发的男人》中富兰克·马齐内的原形。最后我在依利诺斯州一蓝岛找到他的兄弟，但是他兄弟告诉我那个人是个酒鬼，无家可归，刚从医院里出来，身体非常虚弱。我还曾穿过西部芝加哥被大量摧毁的贫民窟来到伊利诺斯州的郊区，打电话到加利福尼亚寻找一位过去吸毒成瘾的妓女，现在她已过了几十年清白的生活。她对我的要求疑虑重重，警告我必须对她的过去保持沉默。因此，我向她询问有关阿尔格林的事时，好像从不认识她，然后我将所有获得的材料归并到一起。
直到落笔时，一切才有意义。我一章一章地写，不断地修改，我不知写了多少稿，可能是八到十稿左右。只有当我就手头材料写出我想说的话时，才继续写下去，因为惟有这时，我才明白阿尔格林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一个例子是他在50年代的一封信中说“我在用32000美元玩扑克牌”。因为我知道阿尔格林是个经不住诱惑的赌徒，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个材料时，我就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了，后来我才想到他是通过赌博描述事业的情形。虽然签约时，我列了22章大纲，现在我发现必须变动章节以容纳更丰富的内容，为了写好它我可以做一切牺牲。
很多次，我感到自己非常恨阿尔格林，恨他有性别歧视，暴躁乖戾，有偏执狂倾向，但通过他我对人性的矛盾复杂有了更深层的了解。有时我完全是凭着大量的同情心在写作，实际上，阿尔格林本人的著作也充满了同情，他需要我也这么做。
毫不夸张地说，在规定得很死的期限内删减作品并按编辑正当的要求进行修改，会使人精疲力竭。我曾为资金及寻求出版批准的花费发愁，担心因书中所写的内容激怒对方，失去与曾热心帮助过我的人的良好关系。说到这儿，我又想起阿尔格林前妻的律师写来的信，这一切都使我心力交瘁。事实上，准备500页待出版稿件的任务极其繁重。虽然最终我还是完成了，但我对美国的出版业实在是不敢恭维。
这本书出版后很长时间，我的脑海里都不断回响起詹姆士·泰劳尔的话：“要想度过那段难熬的时光，我必须做一个天生的傻瓜。”《奈尔森·阿尔格林》于1991年回月在英国面世之后，还是获得了不少肯定。有篇书评称它为“具有权威性的”，还有的书评称它是“第一流的”。美国人由于保持着不能容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冷战时期的习惯，对于赞赏一个代表社会下层人群并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感到不自在，英国人则视阿尔格林的生活是美国人生活的完美体现。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写短文章。但我发现自己非常怀念那种心中有一个宏大计划的满足感，怀念早晨醒来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充实感，怀念走出家门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到处旅行的经历。我一直在探寻各种各样的生活，在图书馆里四处寻觅，但这些又有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