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财经】中国经济增速到底有多快？

经济学家伍晓鹰： 2009-2014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1%，比官方的8.7%低2.6%，四万亿过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迅速的非平稳减速期。如果GDP增长率是错的，那么整个国民经济账户各个部分的关系就会出问题。政府干预甚至参与经济活动既是经济问题的根源，也是数据问题的根源。不错。增长的数据会扭曲，难道创新的数据不会扭曲吗？

【编者按】随着中国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各类指标背后解读耐人寻味，实体状况与经济数据之间的鸿沟如何弥合？中国经济真实增长状况如何？投资拉动的模式能否持续？谁将是下一个增长点？FT中文网近期陆续推出《投资下滑下的中国经济》专题，欢迎关注，编辑事宜，联系jin.xu@ftmail.com。

引言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的同时，一向备受诟病的官方GDP增长率估计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官方统计似乎表明目前仍然保持在7%的增长速度，但是国内外不同研究机构的估计，各种版本的“克强指数”以及近两年来的PMI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预示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可能已经远低于官方的估计。然而，方法不一、覆盖面有限的估计可能既无益于投资者和工商界，也无助于决策部门。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全面覆盖的系统性替代估计。这样做提高了同官方统计的可比性，有助于发现后者的问题。这篇文章介绍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重新估计就是这样一种系统性的替代估计，它基于“麦迪森－伍”开创的一种方法。我同已故宏观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1926-2010）曾经在这个方法上合作了多年。教授故去后，我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对方法和数据进行了改进，并将我们原先的1949-2002年时间序列延伸至2012年。在撰写本文时，我进一步把估计结果初步更新至2014年。

首先，让我根据这个结果概括一下普遍关心的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到目前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我估计2009-2014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1%，比官方的8.7%低2.6个百分点。我对这2.6个百分点的分解是：1.8来自工业产出高估，0.8来自服务业价格低估。这个时期增长最快的是中央政府“4万亿”（加上地方政府配套大约共达到18万亿）投资推动下的2010年。我的估计是11.3%，甚至超过了官方的10.7%（本文会解释这个现象）。此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迅速的非平稳减速期，而不是官方估计所描述的一个从8%到7%的缓慢平稳的减速过程。其中，欧债危机爆发的2012年只有3.6%的增长。2013年的增长恢复了一个百分点至4.6%，但是2014年又减至4.0%。这个增长表现其实和一些注重宏观经济测算工作的投资银行（如瑞银）依据很多部门专项指标所描述（年化后）的情况基本一致。根据这个趋势以及目前可以得到的各种月度指标，今年继续减速已成定局。展望今后两年，政府注资的边际效果还会递减，如果世界市场没有明显好转，即使没有政府主动推动的改革，经济结构也会被迫调整，其结果可能会导致进一步减速。

本文旨在（非技术性地）介绍根据修改后的“麦迪森－伍”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做出的重新估计。文章首先讨论可能造成官方增长率高估的方法和制度因素；然后比较修改前后用于重新估计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麦迪森－伍”方法。最后讨论这个重新估计结果，探索性地对该结果和官方增长率之间的差异提出解释。

有关官方工业GDP增长率的“上偏假说”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国际上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官方的GDP增长率估计可能偏高了。当时正值中国统计制度从物质产品核算体系（MPS）向国际上通行的SNA核算体系转变。问题的起因是如何在转向新制度时减少旧制度的经济核算方法对产出的高估。随后，官方增长率与某些时期特别是经济放缓时期的宏观经济表现不一致，也吸引了更多学者进入这个领域，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在工业产出上 (Wu 2013; 2014a)（见我相关文章中所引用的文献。因篇幅所限本文尽量减少直接引用文献）。这些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一种涉及方法问题和制度漏洞的“上偏假说”（upward-bias hypothesis），即一方面是传统工业生产统计中的不变价处理方法会高估增长率，另一方面是与其相关的数据采集方法存在鼓励当事企业高报不变价产值的制度漏洞。

工业产出增长率高估的问题可以溯源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质产品核算体系（MPS）及相应的以“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增长率的方法 。这种方法造成高估是因为不同基期“可比价格”的间隔过长。除1957年相对1952年“可比价格”的间隔较短外，其他“可比价格”的间隔10至13年不等。最后一组1990年“可比价格”到2003年终止时使用了13年。使用如此远距离的基期固定价格权重，产生了一个著名的拉氏（Laspeyres）指数问题，那就是支出选择上的替代偏差（substitution bias）会造成实际产出增长率的高估。这是因为它忽略了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倾向选择相对价格下降的替代品。需求函数也解释了价格和数量的变动是相反的。一般说来经济结构变化得越快（如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这种方法所造成的替代偏差也就会越大。

此外，数据产生的过程也有问题。实行“可比价格”制度的时期，企业对每种产品需要定期上报两个价值指标：一个是它的现价价值，另一个是按照国家《价格手册》中列出的以基期“可比价格”计算的不变价价值。两者之差为价格变化，可以用来建立价格指数。《价格手册》所列出的产品是计划控制和管理的主要产品。但其数量是有限的。虽然最多时达到2000多个，仍然只占全部产品种类的很少一部分。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量从事非主要产品生产的企业只能参考列表中类似产品的价格，另一个是对基期之后出现的新产品只能以其现价或接近现价的价格代替并不存在的基期价格。结果是追求增长业绩或超额完成计划指标的企业经理们倾向选择具有较高不变价的参照产品，同时也乐于把不具备新产品资格的旧产品改头换面后报告为“新产品”。这就会导致实际工业产出的高估以及价格变化的低估。

上述因素不仅会影响2000年代初以前的实际工业产出估计，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看，它也会影响对长期增长率以及周期波动的估计。值得注意的是，统计当局在放弃“可比价格”制度之后的具体作法上仍然不甚透明。官方过于简单的信息只是说目前在实际工业GDP估计中采用了以上年价格作为不变价的平减方法。这里的“上年价格”应该就是各个工业行业的生产者价格。由于官方在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中使用的是价格单平减方法（single deflation） ，即对现价总产值和中间投入值采用同一个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就是假定一个产品的生产者价格变化等于其中间投入的价格变化），那么可以推算出来的国民经济账户中潜在的工业GDP价格指数应该等于或非常接近工业部门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但事实并不如此，图一显示在官方的“可比价格”指数（comparable price index 或CP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和GDP价格平减指数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差距。显然，其他因素不变，如果采用PPI进行平减，那么实际增长率就会低于现在的官方增长率。而且其长期累积的效果（右图）也意味着实际GDP规模会缩小。

图一：官方统计中有关中国工业生产的不同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注释：CPPI (comparable price index)：“可比价格”指数（2002年后由作者延伸）；PPI：生产者价格指数；GDP(I)-PI：工业GDP价格指数（根据国民经济账户潜在价格变化估计）。

官方服务业GDP增长率的问题

在谈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时候，一个似乎不加思索就被轻易接受的认识误区是，服务业将会在调整和转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支撑“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重要部门。这个误区同普遍缺乏对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有关，也同官方统计一向以来对服务业GDP增长率的高估相关。

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当制造业接近成熟时，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就开始逐渐转向服务业。其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于后者的技术性质，特别是其中那些不直接同物质产品生产相关的服务行业的性质 ，决定了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非常缓慢。结果是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自然慢下来。文献中可以找到的对发达国家战后经济的研究表明，整个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5%至2%，如1948-1989年期间的美国和1973-1990年期间的OECD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7%。而同一时期美国“非物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仅增长1%，OECD国家更低，只有0.3%（见Wu, 2014b）。

中国改革之前的情况和国际经验是一致的，但改革之后的情况是极为反常的。根据官方的服务业就业和GDP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1953-1977年期间中国“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每年的增长率为0.3%，基本正常。但是在1978-1995年期间这个指标竟然高达4.3%。而这个速度后来越来越快得离谱。麦迪森可能是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他认为“非物质服务业”的价格上升可能被严重地低估了。而这种价格上升通常是伴随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结果。他因此建议根据SNA原则和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假定没有劳动生产率增长，直接采用“非物质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率估计该部门的GDP增长率（Maddison, 1998）。

最近，我对中韩两国经济增长中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做了更细致的研究。我首先重建了中国分部门的就业数据，然后以1990年价格PPP调整后的人均GDP水平，将两国经济发展阶段控制在同一水平上，即以PPP$2000始，再以PPP$8000终，这大致相当于韩国的1970-1990年和中国的1993-2012年（应该是2013年，但当时还没有数据）。我发现韩国“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在这个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基本为零（具体测算结果为-0.1%），而中国难以置信地高达6.2%（Wu, 2014b）。有关韩国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麦迪森关于“非物质服务业”的“零劳动生产率增长假说”，也支持了对中国“非物质服务业”GDP增长率进行重新估计的探索 。

导致增长率扭曲的制度因素

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既推动了经济增长，也给增长率注入了水分。然而，经济增长是不确定的，它会因为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和市场同时失灵而受阻。而且，竞争性增长预期越高，不确定性也就越大。当增长不能符合预期时或无法与竞争对手地区相比时，政府会迫于压力以各种方式干预统计数据的产生过程。当然，具体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可能存在一个“增长竞争悖论”问题。由于存在资源约束，增长速度不可能违反常识地越来越快。地方政府之间的增长竞争越激烈，就会越早地接近增长极限。在维持高增长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地方政府之间也可能会从竞相虚报产出数据转变成某种方式的“合谋”以留有余地。我们观察到，在较早发展阶段，譬如90年代，因各地增长空间都很大，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会在推动实际增长的同时，也容易给数据注入更多水分。可是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在加入WTO后一段时间里，增长率波动似乎被反常地“熨平”了，表现为高增长低报，低增长高报交替出现。这也许意味着数据扭曲方式从竞争性高估向合谋导致的平滑转变。有观察者已经注意到地方政府在上报增长数据时的“互相打招呼”现象，以及地方政府和上级统计当局之间在增长率上的“讨价还价”现象。也有观察者注意到各级政府都会把好年景过高的指标“储存”起来一部分，以备坏年景的粉饰之需。

对“麦迪森－伍”方法的修改

在性质上，“麦迪森－伍”方法属于根据物量指数模拟实际产出变化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从一开始就追求概念上对整体经济的全面覆盖。而且它是有部门基础的，基本上做到和官方的部门覆盖相一致。为了服从长期增长研究的需要，根据可得的数据，它只能包括五大部门，即农业、工业、建筑业，再加上两组服务业：“物质服务业”和“非物质服务业”（定义见前面的讨论和脚注3）。其中，主要是针对工业和“非物质服务业”GDP进行重新估计。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官方的农业产出估计。这是因为通过重建农产品物量指数，麦迪森发现官方的农业产出估计在增长率上基本是可靠的，只是需要对规模进行适度上调。再有，因为数据资料所限，我们接受了官方对建筑业和“物质服务业”的估计。

“麦迪森－伍”方法对工业实际GDP的估计是以工业产品或产品组为基础的，基础数据在200种左右。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绕过有争议的官方价格指数。修改之前，我们通过筛选、分类、定价后，以1987年投入－产出表权重进行分层次加权和加总，以获得行业总产值的物量指数，再使用1987年行业增加值率对这个结果进行调整，最后获得工业GDP的物量指数（Maddison 1998；Wu 1996，2002；Maddison and Wu 2008）。我们从这个工作的第一个版本（1952-1993时间序列）开始，就发现官方增长率估计规律性地高估受到外部冲击时的工业经济表现。

我们的方法最初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讨论和批评。霍尔兹（Holz 2006）是主要的批评者。他认为以产品为基础的物量指数方法在性质上就比价值指数给出的增长率低，而且还会低估产品中的质量变化。实际上，我们在产品筛选时的一个主要努力就是尽可能保持产品的同质性，虽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同质性。这里还有一个反证。如果我们和官方结果之间的差值的确反映了被忽略掉的质量变化，那么随着经济改革，这个差值应该呈现一个明显的上行趋势，即质量随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而不断改进。可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个霍尔兹所预期的“质量曲线”。当然，这也可能表明官方方法和我们一样也存在对质量的低估。然而，对霍尔兹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解释我们后来新发现的在高增长阶段官方估计反而会低于我们的增长率估计。

其实，霍尔兹恰恰错过了他最应该批评的两个问题，即我们在早期版本所使用的固定权重和固定增加值率假定。这是我改进这个方法最主要的动机（Wu 2013）。本文介绍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重新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改进得出的。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引进1987年以后各个投入－产出完整表的权重，即将单一权重改成从1987年起以五年为间隔的多时点权重；(2) 建立与不同投入－产出表相应的不变价格总产值物量指数。以上两个修改的目的是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估计中的替代偏差（见前面的讨论）。(3) 再在所有投入－产出表（完整表和缩减表）的基础上，采用全时间维度分行业可变增加值率将总产值物量指数调整为增加值物量指数。

关于对“非物质服务业”GDP的估计，麦迪森采用了国际上流行的以就业人数为基础的估计方法。这也是一种“物量指数”方法，因此可以绕过服务业的价格问题。在“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假定下，他以这个“物量指数”的增长率模拟该部门实际GDP的增长率。他最初的数据工作有限，只是在官方“非物质服务业”就业统计的基础上根据假定值增加了军事人员。虽然他发现官方就业统计在1990年后出现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结构性断裂，但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法。在以人口普查为基础和常规就业统计为基础的两个不同就业总量之间，他选择了数值较小的后者。应该说，这个做法并不符合我们追求的全面覆盖原则。

我最近对麦迪森的处理方法做了三个重要改进。首先，我将1990年人口普查和1982年人口普查进行了比较，同时考虑了从1970年代初开始的较宽松的计划外就业政策影响，解决了就业统计上的这个断裂，实现了全覆盖。其次，我根据军事人员的实际变化对政府服务业就业人数进行了调整。最后，我放弃了麦迪森的“非物质服务于”劳动生产率零增长假定。根据计划经济时期人为压低服务业价格的情况，我假定从1978年起该部门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以每年1%的速度提高，然后从1992年起每年再提高1%，以纠正过去对“非物质服务业”真实价值的扭曲（Wu, 2014b）。我认为目前这个调整方法应该已经达到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可能达到的增长上限了。

对中国工业和“非物质服务业”增长率的重新估计

根据修改后的“麦迪森－伍”方法，我们可以得出对中国工业经济GDP增长率和“非物质服务业”GDP增长率的重新估计结果（Wu, 2013; 2014a; 2014b）。图二 (A) 报告了工业的结果，图二 (B) 报告了“非物质服务业”的结果，两者都包括了和官方统计的比较。下面，我们首先观察有关工业的重新估计同官方估计之间的差异，以要点的方式进行总结以供大家讨论。

其一，如图二 (A) 所示，修改后的“麦迪森－伍”方法对中国工业GDP增长率的重新估计独立地 “复制”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GDP增长率。这个“复制”以及它的“独立性”，即独立于产出价值指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说明，在地方政府没有被赋予支配地方资源的自主权之前，或者说在中央计划当局直接控制，并且最终对各地区、各部门经济活动的结果负责的体制下，我的基于主要工业产品所建立的物量指数，在本质上是和按照官方价值指数方法所估计的增长率结果是相似的。从1952/53年到1977/78年（这里对始、终点都采用两年均值），官方的年增长率为10.9%，我的结果略低，是9.1%。

图二：对中国工业和“非物质服务业”GDP增长率的重新估计



资料来源：作者在Wu (2013; 2014b) 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将结果延伸至2014年。

其二，经济改革之后，特别是随着地方经济分权的发展，以官方的价值指标估计的增长率明显高于我们以物量指标估计的GDP增长率。这同前面讨论的地方政府之间因共同的政治压力卷入增长竞赛，同时又倾向夸大增长率的行为是一致的。同干预工业产出的一般价值指标相比，由于产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地区间产品结构的不尽相同，干预产品的物量指标不但繁琐和耗时，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以产品物量指标作出的估计肯定比以产出价值指标作出的估计更为可靠。如果排除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冲击和衰退（见下面的讨论），从1977/78年到2007/08年，官方的年增长率为11.7%，而我的结果只有7.4%。

其三，图二 (A) 还显示，大致从2000年代初直到2012年增速陡降之前，官方工业GDP增长率出现了明显的平滑现象。它表现为官方增长率曲线大致从我的增长率曲线中间穿过，甚至还出现了我所估计的增长率“跳跃式”地超过官方增长率的现象，如2000，2002，2004，2006以及2010。这个现象可能符合我们关于地方政府的“竞争－合谋”行为假说。因为在经过持续的工业高增长之后，资源约束增大了，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在缩小。如果继续推高竞争性增长预期，就会使所有参与者陷入困境。为了留有余地，地方政府之间在数据上可能更倾向合谋而不是竞争，结果会减少各地工业增长率之间的差距。

最后一个，也是反常主要的一个观察就是工业增长对外部冲击（external shocks）的反应。根据官方增长统计，改革后所有的外部冲击都是相当温和的，从来都没有使中国工业进入真正的衰退（负增长）。而我的估计表明这些冲击无一例外地造成了衰退或接近衰退。比如，1989年的政治动荡使1989和1990两年的工业GDP分别下降了2.7%和 4.1%，而不是官方5.1%和3.4%的上升；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下降了8.8%，而不是官方完全相反的高达8.9%的增长！我也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工业GDP增长接近零（0.3%），而不是官方的9.9%。再有，2012年欧债危机时中国工业GDP没有出现官方7.7%的增长，反而是下降了0.8%。

下面再来看我对“非物质服务业”GDP增长率重新估计的结果。根据官方统计，计划经济时这个部门的GDP每年增长为5.4%，我的重新估计是3.0%（没有在图二 (B) 显示，因为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焦点，并且排除这一部分有助于观察改革之后的情况）。官方统计显示，改革时期这个部门的GDP每年增长11.3%，而我的结果是6.9%。根据国际经验，即使这个下调后的结果也是一国经济活动向“非物质服务业”转移的史无前例的高速度。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除了个别年份外，我的重新估计和官方增长率之间大致存在一个向下“平移效果”（shift effect）。如果根据经验事实所理解的“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近于零增长的（技术）性质，可以判断官方估计夸大了中国“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那么这个“平移效果”就相当于官方“非物质服务业”GDP估计中没有被平减掉的价格因素。

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重新估计



现在，如果将我对工业部门和“非物质服务业”部门GDP增长率的重新估计同官方对农业（参考麦迪森方法微调）、建筑业还有“物质服务业”GDP增长率的估计结合在一起，就可以重建中国经济总量GDP指数，进而由此计算出中国经济每年的实际增长率。图三显示了这个结果，并且将它和官方的估计结果进行了对比。

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7）来说，我对总量GDP增长率的重新估计为4.3%，仅仅比官方估计的4.4%下降了0.1个百分点。根据我对这个时期工业增长的重新估计（图二 (A)），再考虑它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这种近似性是有道理的。但还是可以观察到，在多数情况下，我对增长下滑（如1954、1966）和经济衰退（如1961、1976）程度的估计要比官方估计的严重。再看整个改革时期（1978-2014），我对总量GDP增长率的估计为7.2%，比官方估计的9.7%降低了2.5个百分点。如果排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时期，我的结果是7.4%，而官方的结果是9.9%。这两个不同时间覆盖结果的平均值非常接近，而两种估计结果之间的差值完全一样，都是2.5个百分点。表一报告了改革后不同时期两种估计的结果，同时也把它们之间的差值加以分解。方法是把因调整工业GDP产生的差值对总量GDP的影响视为“产出虚报”因素，再在这个基础上把因调整“非物质服务业”GDP产生的差值对总量GDP的影响视为“价格低估”因素。

图三：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重新估计 1952-2014



资料来源：作者在Wu (2014a) 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将结果延伸至2014年。

表一显示，同改革初期（1978-1985）相比较，“产出虚报”在198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大致上升了一倍（2.5-2.6和1.3个百分点相比），这正是地方政府增长竞争不断加强的时期。因为后WTO时期（2001-2008）经济增长最快，同时“产出虚报”也大大降低了（0.5）。后危机时期的情况和以往不是完全可比，而且具有方向相反的因素：一方面，经济的大幅度减速会提供更大的“产出虚报”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经济会以较低速度增长的“新常态”提法的接受，并且要求地方政府放弃一味追求增长的GDP主义，说明增长的政治压力在下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高报增长率的动机。不过，从我们的结果上看，产出虚报仍然很严重。



我们还可以大致估计官方价格统计中可能的误差。其他因素不变，低估价格变化就相当于高估实际增长率。在改革初期价格制度还没有大的触动之前，“价格低估”情况并不严重（0.4个百分点）。最严重的是和全面工业改革一起开始的价格双轨制时期（基本上在我们1985-1991年的分期内），达到了1.0个百分点。从1991年至2001年的情况肯定和随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长达数年之久的通缩有关。以后，从2000年代起，对服务业通货膨胀的低估保持在每年0.8个百分点上，这实际上同公众，还有很多研究者的感觉是大致吻合的。

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中国经济每年大致增长7.5%这个结果吗？这听起来显然不像10%那么让人振奋，但可能却是挤掉水分后实在的增长速度。有人会问：水分是不是挤多了？很难说。但也很难排除相反的问题，那就是水分是不是挤得还不够？正如一些意见认为建筑业和“物质服务业”的高估问题也很大，我们不应该完全接受官方统计。在提出更好的方法、数据并得出新的估计之前，这些问题都不好回答。

所有的估计都会存在误差，一个妥协的方法是假定我的估计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限”，同时假定官方估计是“上限”，那么结果就是二者的平均数（8.8%）。然而，这样做没有什么根据。一个更容易接受的做法是比较东亚经验。问题是如何比较？有一点很清楚，因为各经济体所处时间不同，技术条件和与此相关的资源约束因而也不同，所以没有绝对可比性。但是仍然存在相对可比性。这样做，首先需要控制经济发展阶段。我的方法是把东亚各经济体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控制在以1990年价格PPP计算的$2000至$8000区间。这相当于中国的1992/93-2013年期间，也相当于日本的1950-1968/69年期间，韩国的1969-1989年期间 ，台湾的1967-1986/87年期间。我们看到，各经济体几乎都用了大致2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2000至$8000的人均收入增长，其中日台略快，中韩略慢。再有，我们应该排除“人口红利”的影响，即应该比较人均而不是总量GDP增长率。最后，还需要考虑外部条件的影响。日本在这个阶段没有受到任何造成衰退或接近衰退的大冲击，但其他经济体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可以将冲击年份用临近年份的平均值代替以消除冲击的影响，提高可比性。这样比较的结果是，对各自相应时期而言，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是7.6%，相比之下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是8.2%，7.6%和7.2%。可见，即使按照严格挤出水分后的重新估计，中国并没有落后，但也不是个例外。

结语

在本文结束时想说的是，我们探索官方GDP估计中的问题，试图根据官方统计中所提供的其他信息重新估计GDP增长率，绝不是国民经济统计上的兴趣。我和麦迪森先生都不是国民经济核算专家。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经济增长研究的需要。我们的探索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常识。GDP测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础，而且也是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很多重要总量分析，如生产、收入、支出等的重要实证基础。并不是夸张，现在如果离开了GDP，我们连宏观经济学上争论的概念基础也没有了。GDP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对生产率的研究，以及国际经济比较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GDP增长率是错的，那么整个国民经济账户各个部分的关系就会出问题。这样，不仅对要素投入的测算可能是错的，对单要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也可能是错的。这就使我们无法准确考察投入的产出效率，考察投入对技术进步乃至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人会说GDP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应该寻找更恰当的概念。我们不反对，但这不应该和探索官方统计数据问题，和改进GDP的估计混淆起来。

我在数据问题的讨论中强调了制度因素的影响，认为政府干预甚至参与经济活动既是经济问题的根源，也是数据问题的根源。不错，我们看到“地方经济分权－中央政治集权”的增长模式解决了增长问题，但是也看到它无法解决效率问题。经济学告诉我们，追求效率同追求创新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如果不想触动制度问题，如我们正在看到的，不仅增长难以持续，真正的创新也不会出现。在政治目标压力下，增长的数据会扭曲，难道创新的数据不会扭曲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现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CB）高级研究员及TCB中国中心研究部主任，参考文献从略。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mail.com